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澳门论坛内部正版资料 >

《蒙古山水地图》现身三亚:山水地图竟是皇室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1-09-14 23:14 点击数:

  如果把这幅手卷和基本同期的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历史地图所描述的西域丝绸之路联合起来观察,就能发现明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及当时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是超乎我们原有想象的。

  长30.12米、宽0.59米,当如此巨幅的画作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目光汇聚的焦点。

  五一期间,三亚联合北京保利国际有限拍卖公司在亚龙湾举办了主题为《人文情怀》的画展,在展出的100余名家画作中,这幅500年前的明代皇家地图备受瞩目。

  这幅名为《蒙古山水地图》的作品采用中国古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由宫廷画家以青山绿水的技法绘于缣帛之上。全图东起甘肃的酒泉,西至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沿途采用音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标注出211处跨越亚、欧、非三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细微地点,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和丝绸之路最后辉煌的情况,堪称“明代的丝绸之路地图”。

  日本关西财阀藤井早年游学上海等地,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并在一些汉学家的指导下陆续收购了许多中国文物,如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手卷,阎立本的《孔子弟子像》手卷、米芾的《研山铭》手卷、西周青铜器三牛尊、清乾隆《八徵耄念之宝说玉屏风》等。1926年10月,在京都市左京区的资助下,成立了藤井有邻馆用于集藏其收集的文物。

  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赴藤井有邻馆参观学习时,意外发现一幅所谓的“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通过与藤井有邻馆几经协商,最终用重金以“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将这幅《蒙古山水地图》的手卷购回国内。

  由于此手卷右下角磨损比较严重,且经过剪裁,并重新装裱过,因而既没有画家名款也没有年款,考证难度较大。回国后,易苏昊等人随即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傅熹年做文物鉴定。经鉴定,傅熹年认为,该画作至少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从手卷内容来看,全卷绘制了二百多个地域名,很可能是一幅古代地图,并建议请教地理专家进行鉴定。

  这幅手卷到底是一幅山水画作还是一幅地图?如果是地图,它到底传递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呢?

  经人推荐,对古代西域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受邀于2004年开始对该手卷进行研究。曾师从季羡林、宿白、马雍、蒋忠新等著名学者的林梅村,早年任职于中国文物研究所,1994年起在北大考古系(现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主讲丝绸之路考古。经过长达8年的研究,林梅村就该手卷出版了一部重达7斤的《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著作。

  林梅村认为,此图有两个明代刻本:一个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另一个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西域略图》,收入明代无名氏《陕西四镇图说》,《蒙古山水地图》手卷为《西域土地人物图》等各种版本的母本,后来此图流落民间。

  通过对比在台北故宫发现的、此图在明代为兵部或礼部用图的宫中彩绘抄本,林梅村欣喜地发现,《蒙古山水地图》原本为嘉靖皇帝用图,应绘制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年),且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地理范围为甘肃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另外的四分之一、有近十米长的部分则被人为裁去,原图的地理范围应是从甘肃的嘉峪关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地图作为重要的档案,颇受明代统治者的重视。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在宫中特建大本堂收贮从元官府收集来的图籍档案;明定制后,地图档案还设专门的共部职方司管理。由于明代边患较重,边防地图就更受关注,目前已知的就有《九边图》、《边防边口图等》。正因为此,明、清两代是我国地图循制史上的发达时期,也是我国制图学从封建社会制图学向现代制图斡变的重要阶段。

  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绘就如此巨幅的《蒙古山水图》就不足为奇,但这样的“大手笔”究竟是如何绘制的?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金库经过对手卷的细致研究后指出,“该手绢是用古代计里画方的形式画的,其中的地理知识显然是从蒙古统治的元代继承而来。”他认为,蒙古铁蹄横扫中亚和阿拉伯地区,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交流,也提升了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等世界地理知识的认知。绘就该手卷时,明代的宫廷画家在收集元代关于丝绸之路相关地理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方格网来控制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和方向的准确性,多人合作后最终绘就这幅地图。

  “这幅图的绘就早于利玛窦来华,有力地回应了中国的世界地理观是由利玛窦开启的观点,如果把这幅手卷和基本同期的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历史地图所描述的西域丝绸之路联合起来观察,就能发现明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及当时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是超乎我们原有想象的。”林梅村说,这幅地图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欧洲中世纪《加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宮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Kangnido,1402)相媲美,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传统艺术门类众多,地图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品,与绘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已故著名出版家、原《文物天地》主编韩仲民曾说过,中国的古代制图不仅更看重文字记述的表达,即所谓图说;也深受绘画艺术的影响较深,着重在形象化的示意图,而没有与早已有很高成就的测量技术相结合。

  正因为此,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蒙古山水地图》最初是被当成一幅山水作品收藏。当我们在评价这幅明代手卷时,除了关注其历史价值,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亦是不容忽视。

  整幅手卷全图以石青、石绿为主色绘制,开头的嘉峪关部分山石间勾略皴,用笔细劲而块面分明,并以清淡的石青和浅浅的赭石加以渲染。树叶的勾、点、染亦见疏散,敷色也清淡。

  “《蒙古山水大地图》自然景色描绘得细致真实,用石青、石绿上色的山石显得厚重、苍翠,着意刻划出的自然景色,既概括地表现了山势绵亘、水天一色的浩森气象,又巧妙地勾画了幽岩邃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波涛烟霭等无穷变化的自然风景,形象地展示了壮丽多姿的西亚河山。”刘金库说,通过平远的构图方法,画家们以游山观水的形式展现时间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所看到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阔景致。

  在探究该手卷的艺术表现手法时,林梅村发现,手卷颇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寻味的是,地图上的嘉峪关竟然和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的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时光回溯至500年前,微弱烛光下,当嘉靖帝御览这幅写意式的地图时,心中会有何感念呢?也许,对于这位痴迷于长生不老之术的帝王而言,地图早于远离其定位的功能,更多的只是用于显示权力、进行教育及美学欣赏的工具。

关闭窗口